解放日报记者 郑子愚股票配资持仓
“恁亮咧！”杨秀芳左眼上的纱布被揭开。她捂住右眼，用刚“新生”的左眼努力辨认着贴在墙上的工作流程表格。24小时前，这张表格在她眼中还是一片模糊的白色色块。这一幕，发生在5月13日清晨7时许停靠在山东德州的“健康快车”眼科火车医院检查室里。
在列车另一端的发电车厢会议室，健康快车车长万翔正紧盯着监控屏幕。每次见证患者重获光明，他心中都涌起感动。但此刻，感动之余，一丝忧虑也悄然浮现。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启动，这列装备专业眼科手术室的火车医院，每年载着来自顶尖医院的医护团队，沿着中国的铁路网深入偏远地区，已为超过24万名贫困及低收入白内障患者免费送去光明。今年，健康快车首站停靠山东德州，计划在约3个月里为1000—1200名患者做手术。然而，与早年患者排队等候的景象不同，近两年在某些地区，“凑齐足够人数的白内障患者”竟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新“困境”。
5月中旬，记者登上健康快车，与医务人员、列车管理人员同吃同住数日，深入了解这个公益项目，也试图探寻其面临“困境”的深层原因。这列行驶了28年的火车医院，不仅丈量着中国铁路的延伸，也见证着中国的脱贫成效以及中国公益土壤的日益丰沃，更在一步步弥合区域医疗资源的鸿沟。“凑不齐患者”这个看似尴尬的现象，或许正是时代进步带来的一个理想答案。
今年，登上健康快车的第一批病人。郑子愚 摄
重获光明的渴望
5月11日下午，杨秀芳、高秀芹等第一批13名白内障患者经德州当地基地医院京德眼科医院转运，登上了健康快车的病房车厢。车厢为双层结构，每个隔间设有上下铺共4个床位，两层总计50余个床位。
杨秀芳被安排在5号床位。刚上车，她有些忐忑，搂着床铺的支撑杆，打量着车厢里的设施。京德眼科医院护士孙慧为上车患者测量血压、检查视力等。杨秀芳血压稍高但尚属正常。对床的高秀芹左眼患白内障，视力仅0.25，和杨秀芳有类似的症状，两人聊起了天。
67岁的杨秀芳来自德州齐河县范庄村。除了务农和打零工，她擅长编织汽车串珠凉垫，每月能增收近千元。但近两年，视力下降困扰着她，左眼还出现了雾感，她不得不停下了编织活。
渐渐地，杨秀芳觉得视力退化影响了生活。一次农忙，杨秀芳为麦子除草。她弯腰拔了好几次，总觉得没拔干净。凑近细看手上的“草”，才发现误拔了麦苗。农闲时，杨秀芳喜欢和村里的老人们打扑克牌“升级”。一次，她将红桃4和方块4看成对子出牌，引来对手一通嘲笑。此后，只要天色稍晚，她总以疲惫为由第一个离开牌局。
村里定期有不同科室的医生下乡义诊。眼科医生告诉杨秀芳，她得了白内障——一种导致视物模糊甚至失明的常见老年病。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500万，且每年有10%的新增病例。医生建议她到当地医院手术治疗，同时告诉她目前处于初期，尚不急需手术。
杨秀芳记在心里。她想起十多年前父亲视力衰退时选择“认命”，但她不愿如此，渴望尽早解决问题。
今年4月，村干部在微信群发布通知：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将随健康快车来德州，提供免费白内障手术，住院一晚即可完成。杨秀芳没多想便报了名。
70岁的高秀芹也产生共鸣。她感觉到视力退化是在一次和朋友出门时，她的步子比朋友慢，还要反复确认乡道上的坑洼才敢迈步。经义诊医生检查，高秀芹得知自己患上白内障。她担心视力不好成为小辈们的负担，早早报名做手术。
临近5月，医务人员对杨秀芳和高秀芹进行了详细检查：杨秀芳左眼视力0.5，高秀芹左眼视力0.25，各方面指征均符合手术条件。5月11日，两人成为健康快车德州站首批上车患者，并于次日接受了手术。
“凑不齐患者”的困境
今年4月底，这列由中国石化出资建造并资助了全部运营费用的健康快车再次从北京启程，首站停靠山东德州。此后三个月，它停靠在当地一处仓库，计划为1000—12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
患者上车当天，车长万翔将手术室和病房的监控画面投屏到发电车厢会议室的电视上。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梦琳也上车了解项目进展。两人共同面对一道新课题：这个公益项目正遭遇可能“凑不齐计划患者”的困境。
刘梦琳介绍，健康快车项目是1997年香港同胞赠予内地人民的礼物。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白内障手术率为每百万人口仅约83例。项目发起者认为，救助白内障患者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生活，公益操作性极强，健康快车由此诞生。
列车由特别设计专门建造的4节车厢组成：病房车厢，手术及检查车厢，医护及乘务人员宿营车厢，兼具会议室、培训教室的餐厅，以及配备发电机和厨房的综合车厢。在手术及检查车厢内，配备有先进的眼科显微医疗设备，并由内地知名医院眼科团队轮流服务。
项目的运行模式经过一年年的摸索逐渐清晰：前期，由列车停靠地的有关部门和基地医院配合，到各村根据病情和家境筛选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其后，安排患者分批到基地医院接受全面体检，确定身体条件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第三次检查是在患者上车后，由手术医生检查患者眼部情况，评估术后效果，符合条件的患者于次日接受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即可返回基地医院。28年来，健康快车这家火车医院从1列发展到4列。它们沿着中国的铁路，停靠过28个省区市210个地区，为24万名贫困和低收入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
可如今，为何会“凑不齐患者”？万翔和刘梦琳梳理了可能的几个因素：白内障患者减少？患者意愿降低？地方配合不力？基地医院筛查人手不足？宣传不到位？
5月12日术前，刘梦琳与杨秀芳、高秀芹交谈。杨秀芳坦言害怕失明。事实上，她村里还有不少等待治疗的白内障患者，且每年都有新增。两名患者的讲述让刘梦琳感受到，如今患者对手术的认知和意愿远强于过去。“手术意愿低”的假设首先被推翻。
刘梦琳又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上。
5月13日清晨7时不到，杨秀芳就醒了。在孙慧搀扶下，她来到与病房车厢相连的手术车厢检查室。坐在椅子上，她紧张地搓着大腿。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轻轻揭开了她右眼的纱布。
术后效果立竿见影，杨秀芳像个发现新世界的孩子，兴奋地轮换捂着左右眼对比视野。孙慧在一旁不断提醒她不要触碰眼睛以防感染。经检查，杨秀芳右眼视力从术前的0.5提升至0.8；高秀芹左眼视力则从0.25跃升至1.0。两人恢复良好。
杨秀芳告诉工作人员，上健康快车并非她的唯一选择。如今生活改善，加上她投保了新农合，在当地医院做单眼白内障手术，自费1000—2000元，她咬咬牙还是负担得起的。
一台白内障手术，从患者躺上手术台到离开，仅需十多分钟。其中，“超声乳化”是关键一步，高频振动的针头精准粉碎混浊的晶状体（“除障”），再植入透明的人工晶体。
张顺华回忆，2010年，时年34岁的她第一次登上健康快车，是车上最年轻的医生。当时，不少内地医生都没接触过“超声乳化”技术。那年，她在健康快车上待了9个月，辗转河南三门峡、焦作和广西柳州三地，完成了2000多例手术。因为密集处理列车上的疑难病例，并掌握了先进技术，回到医院的张顺华迅速成为科室年轻医生中的主力。
如今作为医疗技术指导登车，张顺华认为，健康快车的使命不仅是带来光明，更是一座培养基层眼科医生的“黄埔军校”，并将先进技术和规范带到偏远地区。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张夏表示，能登车的医护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熟手。医生们除经验丰富外，日常会通过切葡萄皮、精准切割指定页数的旧书页等训练来提升手部稳定性。
本次任务，北京协和医院共派出2名高年资的手术医生、1名手术室护士和1名病房护士，配合健康快车的基地医院也派出了2名眼科跟台医生、2名手术室和病房护士、数名眼科护士，他们不仅上车协助火车医院的工作，同时也接受驻车医疗队的全面培训和带教。从患者筛查、转运、手术到复查、回访，乃至患者生活细节，健康快车上庞杂的系统工作考验着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与服务质量，也促进团队磨合与相互学习。
在手术室，张顺华向张夏等年轻医生演示了“白内障囊外摘除术”——适用于晶状体核过硬、无法超声乳化的严重患者。
“健康快车的医生们在各服务地区，还是会遇到为数不少的疑难杂症，很多病情复杂的白内障在地方医院无法解决，这部分患者就会在健康快车到达的时候集中出现。帮助这些患者复明，作为医生很有成就感，同时这也是健康快车持续行驶到各地服务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张顺华说。
但她连日观察发现，相比过去，需要此类手术的患者已大幅减少。张顺华分析原因有二：其一，各地筛查普及，新农合减轻了患者负担，促使患者及早手术。医疗水平越高的地区，患者手术时机越早，白内障很少发展到“硬核”阶段。其二，当年健康快车才有的顶尖技术，如今已在许多县级医院普及。
更重要的是，健康快车曾停靠的部分偏远地区，在项目支持下建起了眼科中心，留下了经过列车淬炼的人才和先进设备——“不走的健康快车”，为当地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张顺华记得，当年她曾在三门峡带教过的一位跟台医生，如今已是当地有名的白内障“一把刀”。
这间小小的火车手术室，正是中国整体医疗水平进步的缩影。偏远地区的常见病患者，已不再执着于非到大城市手术不可。
患者“画像”的变迁
术后，杨秀芳和高秀芹兴奋地畅想回家第一件事。杨秀芳想打牌，高秀芹则想向亲友“炫耀”。
张顺华会心一笑。2010年，她曾为一位几乎失明的老人手术。揭开纱布瞬间，老人激动地说：“我看见了，我又能干活了！”
十多年来，患者的“画像”悄然改变。
2006年左右，万翔曾遇到一名患者不愿下车，只为多吃一顿车上的免费盒饭。但因预算严格，万翔无法妥协。
负责宿营车设备维护的乘务员卢欲晓，已在列车上服务22年。列车早年驶向的都是老少边穷之地。卢欲晓回忆，列车曾停靠西部某县，接待人员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还记得，曾有一次有医务人员向他反映被跳蚤咬了，他赶紧用开水烫了医护人员的被单、物料，并排查出可能的来源。
他发现，被咬的医务人员都是前一天接触了某位患者。走访患者时，他曾看到有的人家只有一床被子、两条裤子，几乎没有像样家具。“那时有些患者别说医保，连低保都没有。”离开时，医护人员自发每人掏了100元现金接济患者。而到了下一家，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房子“塌了一半像棚子”。
今年，在接收新患者前，张夏随队为两年前的手术患者回访复查。
73岁的雷秀珍早早等在家门口，远远就认出了照护过她的医护人员。她带大家穿过小院走进自建平房客厅。自建房虽装潢朴素，红砖之外仅涂了一层白漆，但屋内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能看清，心里也痛快。”老人边走边说，“坐在屋里，能看清10米外院墙的墙缝，也能看清院里的柿子熟了。”雷秀珍坐到客厅里的扶手椅上，接受检查。张夏判断老人的视力恢复得不错。
健康快车所到之处，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卢欲晓感受到，极端贫困的景象约在十年前开始减少，近五六年几乎绝迹。周末下车走走，每次都能发现驻地城市的新风貌。上车的患者中，重症、极端贫困的比例也显著下降。
卢欲晓细想，这个转折点大约发生在2020年——那一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患者“画像”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公益生态、医疗体系乃至经济面貌的转型。
健康快车运行之初，公益事业在内地刚起步，官方认知与民间信任均不足。曾有患者不愿上车，认为哪有“免费手术”这等好事。项目办公室最初一级级向下发文邀请地方政府合作，许多地方政府因为不信任等原因不敢合作。
后来，健康快车有了一定知名度，申报的地区越来越多。但限于列车在每个站点约50个工作日的停留时间和高昂的运营成本，捐款方要求，出一次车需惠及约1000—1200名患者以摊薄人均成本，因此手术名额总是紧张。
然而在近年停靠的一些地区，万翔发现，尽管基地医院前期宣传和免费筛查很努力，但每日上车患者数仍时有不足。一打听才知，当地同期有其他同类公益项目在开展。甚至在健康快车抵达前，已有其他机构“先声夺人”，为部分患者做了免费手术。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和参与度远高于过去，类似项目增多，有时在时间安排上与健康快车略有冲突，形成某种患者“分流”。
张顺华认为，“凑不齐患者”的现象可以用“剪刀差”来解读：健康快车的设备虽不断更新，但28年间，中国整体医疗水平、公益发展速度、经济实力的提升曲线更为陡峭。将两者绘于坐标，交汇处便呈现出张开的“剪刀”形态。
新阶段与新使命
当下，这项公益该如何继续下去？
与杨秀芳同批的患者中，有一名患者最终未能手术。张顺华解释，该患者虽有白内障且符合手术指征，但其视力问题的主因并非白内障，手术效果有限，需权衡风险收益。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提高，患者对白内障治疗的需求，正从“看得见”向“看得清、看得好”转变。
资料显示，我国白内障手术每百万人中手术率已从过去的83例上升至3143例，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地区尤其低。万翔看到：在偏远地区，仍有不少贫困家庭缺乏对白内障的认知；在空心化的村庄，缺乏照料的老人群体依然需要关注。这些，正是健康快车坚持下去的意义。
刘梦琳有些为难，作为基金会工作人员，她需要思考如何向捐款方解释“凑不齐患者”这一苗头。但事实上，这恰恰是中国进步的注脚：经济发展，更多老人已负担得起手术；医疗进步，曾经尖端的白内障手术，普及到了县城医院；公益土壤丰沃，同类项目分流患者。多方合力之下，符合健康快车救助标准的患者自然减少。
刘梦琳只能向捐款方承诺：若真的出现患者不足的情况，未来会在更偏远地区尽力补足。但能否实现，她心里也没底。
5月13日下午，杨秀芳下车出院。医务人员叮嘱她需休养一个月。她掰着手指算：离芒种还有20多天。芒种是麦收的时候。这一次，她可以清晰地见证股票配资持仓，属于自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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